煩惱：負債業務遭遇“三重壓力”

國內利率市場化改革從且改且行走向水到渠成，其間泛起層層“漣漪”，波及整個金融市場，尤其給商業銀行傳統的負債經營帶來“三重壓力”。

首重壓力：利差收入由“寬”趨“窄”。這也是目前所有銀行“切膚之痛”的壓力之一。雖然利率市場化還在路上，但隨著存款成本的持續上升，銀行的利差收入已日漸收窄。誠如不少行長戲謔：“不要存款，等死；要存款么，找死”。尤其是央行多次放寬存款利率上限以來，商業銀行存款利率普遍上浮，有些甚至遠遠高于貸款利率，以致利差快速收窄。有的銀行為了保住地位、應付考核，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爭相發售理財產品、自營基金等，進一步抬升了成本，壓縮了利差。這些銀行，實則“賺了面子，輸了里子”。最新統計顯示，2015年上半年國內16家上市銀行中，有13家銀行的凈利差(NIS)較去年同期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四大行合計下降47個BP(工、農、中、建四行分別下降了9個、15個、14個和9個BP)，這極大地影響了商業銀行盈利能力，且此趨勢還將進一步延續。我們預計，利率市場化后國內銀行業存貸利差可能還將下降100個BP左右。應該說，真正的“痛苦”還在后面。當然，這也并非國內特有。翻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報告，就可以發現，在實際利率資料完整的18個國家和地區中，其利差均呈逐步收窄之勢。如美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中利差就持續收縮，尤其是自1980年改革中后期以來，利差降勢更為明顯，到1987年利率市場化完成后已降至1.34%的歷史最低點，前后大約下降200個BP。東亞地區概莫能外。日本銀行平均存貸利差在整個利率市場化進程中由最高時的3.15%降至2.33%，減少82個BP；臺灣地區銀行業更是銳減100個BP。

第二重壓力：利率波動由“緩”趨“疾”。如今，已被信用風險糾纏許久而難以脫身的國內銀行行長們，又深陷利率波動的“煩惱”。原本相對溫和的市場利率逐漸變得“任性”甚至“恣肆”，其波動幅度和頻率也不斷加劇。我們至今仍對2013年6月發生的那起“錢荒”事件記憶猶新，其時Shibor利率大幅飆升578.4個BP至13.44%，銀行間隔夜回購利率一度觸及30%的歷史高點，引發金融市場“強震”。除了市場供求關系造成的系統性波動之外，還有大量局部的、人為的波動。如目前許多沿海發達地區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在選擇存款銀行時，紛紛采取招標、競價等方式，從而使利率出現人為波動，銀行無所適從、進退維谷，并且這種現象還有從局部向全局、從沿海向內地蔓延之勢。又如，盡管當前很多地方已由同業協會牽頭建立了“市場利率自律機制”，但個別銀行卻從一己之利出發，無視公約，喜打“價格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誰自律，誰吃虧；誰違約，誰得利”的悖論。現在回頭來看，國外同業也曾遭遇過利率“起伏不定”的“痛苦”。例如，美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中后期，3個月大額可轉讓存單、3個月歐洲美元存單和聯邦基金利率均出現持續波動，給商業銀行帶來巨大沖擊。

第三重壓力：市場風險由“隱”趨“顯”。唐代詩人張旭有詩云：“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溪畔問漁船”。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各種風險在改革初期猶如橫跨山溪之上的石橋忽隱忽現，似有似無，但隨著改革的推進和深入其一定會像水中露出的“石磯”，如島如嶼，“真容”畢現。其一，流動性風險。在利率自由市場上，資金將在各個市場主體間頻繁流動，從而使銀行存款穩定性下降，流動性管理難度大增。誠如前述，2013年6月的“錢荒事件”亦是一起典型的流動性風險事件，從中可見國內銀行流動性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其二，信用風險。為彌補利差收窄的壓力，大多數銀行會通過“以量補價”方式增加信貸投放，并選擇那些“價高”而風險亦高的客戶與項目，進而引發經營風險。如美國銀行業在利率市場化完成前后的1984年至1991年間，其不良率由3.1%猛增至5.2%。亞洲國家和地區也大抵如此。其中，韓國銀行業在利率市場化后不良率由6%飚升至13%；臺灣地區銀行業不良率在2002年一度達到11.76%，之后全地區銀行集體虧損三年。其三，主體風險。“適者生存”、“強者恒強”是最典型的市場法則和表現。對國內大型銀行而言，由于客戶基礎雄厚、資金實力較強、盈利結構多元、回旋余地較大，故利率市場化對其影響相對較小。相反，那些中小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信社和村鎮銀行等機構則可能因過度依賴利差，激發放貸沖動而陷入經營困境甚至破產倒閉。從成熟國家來看，美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后的五年內(1987年至1991年)，中小銀行大量倒閉。此后，倒閉數量雖有所下降，但趨勢仍在延續。據FDIC(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披露的數據顯示，美國銀行業機構數量已由1980年的14407家下降到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的7283家，2014年末更降至6509家，年均“消失”230余家，其中絕大部分是資產規模1億美元以下的小銀行。日本在利率市場化完成后的7年間，金融機構破產數量總計達172家。韓國多家存款規模占據優勢的儲蓄銀行也在利率市場化中“銷聲匿跡”。再從我國已完成利率市場化的臺灣地區來看，其在改革過程中也遭遇重創，眾多銀行接連倒閉，銀行數量從53家減至38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那些以吸收儲蓄存款為主的信用合作機構更是從“風光一時”到“哀鴻遍野”，倒閉了三分之二，由最初的74家銳減至25家。

借鑒：國際同業提供的“三大經驗”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曾經說過:“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押著同樣的韻腳走來?！睂τ诶适袌龌尘跋裸y行負債經營等諸如此類的“煩惱”，與其“唇槍舌戰”、無謂爭論，還不如更多地運用歷史思維和國際視野來思考和審視，以期從中發現規律，看準趨勢，找到破題思路與辦法?；仡檱H金融發展史，不難發現國外先進同業已有許多可資借鑒的方法與經驗。

在利率定價上：由“區間定價”向“精確定價”轉變。在利率管制時期，國外很多同業主要采用基于基準利率的“區間定價法”。其中，基準利率通常是央行基準利率，也可以是同業拆借利率、國債利率乃至CPI等，銀行以其為參照，并根據成本狀況和競爭需要在此基礎上加減若干點數或浮動一定比例，來確定實際執行利率。由于其簡便易行，故在利率市場化前得到廣泛應用。如今，國內銀行業也大多沿襲此法。但在利率逐步放開后，其弊端也日漸暴露，突出表現為基于經驗和主觀判斷的浮動點數或比例缺乏科學性和精細度，常常會導致價格錯配。因此，國際先進同業紛紛探尋更為全面、系統、科學的定價方法，并相繼提出了“成本利潤法”、“邊際成本法”、“組合評價法”、“客戶貢獻法”和“價值基礎法”等多種方法，有效提升了存貸款定價能力，適應了利率市場化要求。如花旗銀行主要采取“價值基礎法”，以在實現客戶價值的同時實現銀行自身最大收益；美國銀行則主要采用“成本利潤法”，即通過對各類存款產品的成本和獲利能力進行準確分析與核算，并據此進行定價；加拿大道明銀行的“客戶貢獻法”是按照客戶月均存款、資金變動頻率和交易活躍度等來設計差異化的存款產品，以更加合理、精準地吸納負債，進而實現成本、收益和客戶滿意的高度統一。

在風控機制上：由“即期、表內”向“遠期、表外”轉變。為化解市場化變革帶來的高風險，國外同業在利率市場化推進中不斷加強利率風險管理，并相繼開發了一系列利率風險衡量和對沖工具。其中，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主要側重于利率風險的計量與評估，代表方法有缺口管理法、久期分析法、VaR(風險價值)法和壓力測試等方法。在此基礎上，于20世紀九十年代相繼推出了諸多風險控制與對沖的工具，如利率期貨、利率期權、利率互換(亦稱掉期)和遠期利率協議等利率衍生品，其可以更靈活地對沖遠期風險，降低利率波動造成的損失，故已成為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經營利器”。自2000年以來，由于商業銀行所面臨利率風險的涉及面趨廣、復雜度趨升，故其利率風險管理也呈現出數量化、動態化、全面化等新趨勢，強調利用各種更為精確的工具和模型，并輔以適當的交易策略如牛市套利、熊市套利、蝶式套利、跨式期權、異價跨式期權、風險逆轉組合、領子期權等，來量化管理和對沖表內外風險。

策略：破解煩惱壓力的“三把鑰匙”

那么，現在再回過頭來看“是否要存款”、“如何要存款”這些問題，心里無疑就有了“譜”，手里也有了破解煩惱的“鑰匙”。

鑰匙之一：辯證的思維

2015年年初寫過一篇《是前進還是后退——寫在利率市場化即將全面來臨之際》的金融隨筆，文中指出目前國內銀行對負債的認識不外乎兩種“聲音”，一種是“艙石論”，其以為存款在任何時候都是商業銀行地位、實力和信用的象征，是商業銀行的“壓艙石”，誰存款多，誰的地位就穩固，誰就能行得更遠，所以多多益善，即使成本上升、難度加大，也要寸步不讓、寸“款”必爭；另一種則是“山芋論”，其認為隨著利率市場化的全面到來，銀行完全可以通過主動負債而擺脫對客戶存款的依賴，其時成本高企的存款亦將成為“燙手的山芋”，故從現在起就無需在存款上投入過多，著力過猛。

從哲學的高度來看，簡單地說存款始終多多益善，或簡單地說存款已如“昨日黃花”，都是片面與錯誤的。因為前者忽視和扭曲了存款的本質。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的終極目的不是為“搶地盤”、“壯聲勢”，而是為了創造真金白銀的效益。如果偏離了這點，所有行為都屬于非理性的。若繼續迫于考核等各種壓力而不計成本地吸收存款，尤其是在負債成本日益高企和存款利率管制全面放開的大背景下，毫無疑問，誰存款越多，誰就會背負更重的經營壓力，很可能輸在新一輪競爭的“起跑線上”。同樣，后者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因為其想當然地將利率市場化等同于負債主動化。實則不然。我們從已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國家和地區來看，其商業銀行負債結構中仍保持了相當比例的被動負債，如目前美國五大行的存款占負債比重大致保持在70%左右。若按這一比例來看，國內四大行還有10%左右的調整空間。因此，與其喋喋不休地爭論“要不要存款”，還不如將注意力和焦點集中到“如何要存款”上來。

鑰匙之二：科學的方法

利率市場化完成后，“如何要存款”是大有學問和講究的，涉及到規模、價格和方式等。

就存款規模而言，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要避免掉入規模不經濟的陷阱，這就要求商業銀行必須把握好“兩個先后”的關系。一是“先有需，再籌資”。這不僅是一個國內銀行負債業務方法論的重構，更是對多年來銀行商業邏輯的“顛覆”。以往，國內銀行在資產負債管理上遵循的是“以存定貸”的商業邏輯，剛剛取消的“存貸比管理”就是最好的例證。毋庸置疑，在利差保護機制下，的確是誰有存款，誰的存款多，誰就能當“老大”，故不論大小銀行都有內在的規模沖動，并因此演繹出種種競爭“亂象”。而利率管制打破后，若不能“量出為入”，即首先做好資產端，根據資產業務的需要來合理籌措資金，那么就一定會出現“食而不化”的“浮腫虛胖”現象。所以，在目前的改革“窗口期”，商業銀行不妨有意識地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到資產端，適當放緩“追逐”存款的步伐，將負債規?？刂圃谝粋€相對合理的范圍之內，以免在利率全面放開初期因價格快速抬升而負重前行、先“輸”一著。二是“先算賬，再吸存”。在利率全面放開后，若再簡單地依靠“價格戰”來吸引客戶，那就不僅僅是“掙了面子、輸了里子”的問題，更嚴重的還會使自身深陷困境甚至倒閉破產。故商業銀行要學會“算賬”，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尤其要學會如何利用貨幣市場供需矛盾和價格波動來賺錢，而不是來者不拒、盲目吸存，讓大量資金躺在銀行里“睡大覺”。當然，在此過程中，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還要學會正確處理整體需求與局部利益、長遠目標與短期收益之間的關系，先算“大賬”，再算“小賬”；先算“明賬”，再算“暗賬”，切忌因小失大或顧此失彼。

就利率定價而言，國際同業已有許多非常成熟的方法與模型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國內商業銀行可以圍繞效益最大化這一目標，結合自身發展戰略、經營定位、管理基礎和網絡渠道及客戶結構等，將各種定價方法與模型進行靈活組合運用，或加以吸收、消化后重新建構，逐步提升自主定價能力，力求存貸款利率的最優匹配，最終形成適應市場、超越對手的資產運作能力和核心負債拓展能力。這也是商業銀行從現在起就必須抓緊補上的一門“必修課”。

最后，就負債方式而言，商業銀行要有利、有節地從被動負債向主動負債轉型，改變目前主動負債占比過低、負債結構失衡的狀況。伴隨國內金融監管制度的成熟和商業銀行自身定價與創新能力的提升，商業銀行要更多地運用發行金融債券(次級債)、同業拆入、票據轉出、協議存款、大額可轉讓存單(CD)乃至信貸資產轉出回購、債券正回購和境外人民幣存單等主動負債工具與手段，不斷豐富負債業務品類，著力提升多元負債能力和水平。

鑰匙之三：有效的手段

市場化是一把“雙刃劍”，在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又醞釀和催生了風險，從而增加了銀行經營管理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毋庸諱言，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在利率風險管理上還只能算是“小學生”，剛剛起步，無論是利率風險的衡量能力，還是管控能力，抑或是對沖能力等都比較弱，遠不如對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那樣熟悉地進行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為此，一方面，商業銀行可以根據自身風險偏好和經營預期來選擇采取防御型或進取型策略，并視情采用壓力測試和缺口管理、久期分析及風險價值(VaR)分析法等來準確衡量自身所面臨的利率風險與市場風險，制定相應的風險預警與管控策略。另一方面，要抓住國內金融衍生品市場逐漸成熟之機，探索運用利率互換、利率期貨、利率期權和遠期利率協議等利率衍生品，以更為精準地對沖利率風險，避免經營損失。也許有很多人會擔心，“春潮帶雨晚來急”，一些中小銀行在利率市場化完成后可能會受到較大沖擊而“零落成泥碾作塵”。其實，我們對此不必過慮。除了已經出臺的存款保險制度這一堅實“屏障”之外，即便有中小銀行破產，也完全可以通過由大型銀行托管或并購來平抑風險、化解危機。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全面利率市場化對國內銀行業來說，又是一次決定命運的“大考”。能否在這場考試中“得高分”“拿滿分”，關鍵就取決于我們的勇氣、決心和創新精神。